陳嘉明:我們爲什麼不能獨立地發現新現象,提出新問題

陳嘉明:我們爲什麼不能獨立地發現新現象,提出新問題

上海社聯2023年度論文獲得者陳嘉明。視頻採訪:澎湃新聞記者 王俊期 實習生 吳喆旻(02:34)

【編者按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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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社聯2023年度論文已出爐。該活動無需作者自行申報,依託各學科權威專家學者、學術期刊主編、資深學術編輯等開展多輪評審。在“反五唯”背景下,這個活動也是對學術評估機制的大膽創新。

推薦入選論文的共同特點是密切關注社會現實和學界動態,善於發現和提煉問題,彰顯學術論文的創新性、學理性、科學性品質,並具有一定前瞻性和開拓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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澎湃新聞記者與上海社聯2023年度論文獲獎者展開對談,看上海社科學者如何在現實關切中,回答中國之問、世界之問、人民之問、時代之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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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知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時刻發生的事件,而知識論也是哲學所關心、所研究的基礎問題。

上海社聯2023年度論文《知識論語境中的理解》(原載《中國社會科學》2022年第10期)一文就對這個問題提出了自己的創見。文章作者繫上海交通大學哲學系講席教授陳嘉明。

知識論,屬於哲學分支學科,來源於希臘語知識(episteme)和演講(logos),它是探討知識的本質、起源和範圍的一個哲學分支。這個學科在中西方的發展有怎樣的差異?多瞭解一些知識論的相關內容,能幫助我們更好地應對生活中的誤會與偏見嗎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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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,澎湃新聞記者就一系列關於知識論的學術與現實問題專訪陳嘉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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澎湃新聞:您研究知識論主要是爲了解決怎樣的問題,您是如何關注到知識論這一研究方向的?

陳嘉明:哲學研究真、善、美,人的最高價值就是求真、求善、求美。人面對自然世界、人文社會,就需要認知,認知的目的是求真,而認知活動就有方法、規範的問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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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關注到知識論有兩個機緣。第一個機緣是,我在1995年獲得英國科學院的資助到聖·安德魯斯大學做研究,發現了分析的知識論這樣一個新的領域。當時這一領域在國內還不受關注,於是我就複印了一些資料,開始在國內寫些介紹性文章。2001年我作爲富布萊特學者到哈佛大學訪學又寫了一本《當代知識論引論》,由於當時還沒有網絡數據庫,這本書在國內對知識論的傳播還是起了比較積極的作用。一些高校,如北京大學、香港中文大學,也都用我這本書作爲主要中文參考資料。

第二個機緣是,我在2014年申請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,分成5個子課題。這個是國內第一個關於知識論的重大項目,我考慮應該找一個有想法的領域來做研究,所以就選擇了理解論。

澎湃新聞:您在知識論領域研究數年,能否請您概述一下知識論在中國的發展階段?

陳嘉明:知識論在中國的發展,第一階段是我們古代的“德性之知”,即有關道德的知識,儒家認爲這是唯一的知識,再加上科舉的考試內容,自然科學等知識沒有地位。久而久之,就出現了一個李約瑟之問:爲什麼在中國古代科技很發達,現代自然科學卻在西方發展起來,讓歐洲人領先了。這其實和我們對什麼是知識的認知很有關係。

第二個階段,金嶽霖居功至偉,他寫了《知識論》(1983年出版),從各個方面對其進行了系統思考,對中國知識論研究水平有很大提升,到了跟西方人能夠比肩的地步。

第三階段是當代,對西方分析的知識論進行引介,同時培養學術人才,形成研究隊伍。一個值得一提的事件是,我在2014年發起成立了中國現代外國哲學學會知識論專業委員會,搭建了一個學術平臺,通過召開年會等方式,爲同行們提供了學術交流的機會,推動了知識論研究在國內的發展。

澎湃新聞:如何評價目前國內知識論的研究現狀,以及您的研究的影響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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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嘉明:目前,我們國內的知識論學界,有一些學者在國際刊物上發表文章,有些文章也被國外學者引用,包括斯坦福哲學百科裡面有關知識論的某些詞條,列舉的文獻也有中國學者寫的文章。某種程度上,我們目前的知識論研究水平,已經初步達到了能與西方學者對話的水平。

2018年,美國學者史蒂芬·格林在美國福特漢姆大學舉辦了一個美中學者的知識論會議。這在我看來是一場標誌性事件,說明美國學者在探討知識論問題的時候,覺得請中國學者來一起研究交流是有益的。

就我自己的影響而言,除了同行間的關注外,看得見的還表現在一些研究生、博士生的學位論文裡,它們對我的這方面的研究以及提出的觀點進行了一些探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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澎湃新聞:怎麼樣去理解“理解”與“認知”之間的關係,以及意向性是如何影響我們的理解的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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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嘉明:舉個例子,當司馬懿遇到諸葛亮的空城計時,他就需要理解諸葛亮這麼做是什麼意思,其“意向性”是什麼,需要讀懂諸葛亮的心思。司馬懿根據諸葛亮一生做事謹慎的個性,推斷他不會輕易冒險,如此行事可能會有伏兵。

這其實就談到“理解”和“認知”的關係。在我看來,一個要點就是認識它是知其然,而理解是知其所以然。我們先是知道某個現象,如看到一座空城,然後去把握它之所以如此的原因、理由或根據,從而理解現象背後的實質。

澎湃新聞:您論文中的大量篇幅介紹了行動意義的心理因,您如何理解哲學與心理學的關係?相關成果是否有更多跨學科的影響潛力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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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嘉明:在歷史上,哲學跟心理學是有交集的,如康德、洛克等人的哲學著作,同時也包含了心理學的內容。這些著作也探討了意識問題,因爲認識是從感覺開始的。比如對蘋果的認識,是從感知它的顏色、香味、形狀等開始的。所涉及到的感覺加工、概念思維等要素,既是哲學研究的對象,又是心理學研究的對象。後來隨着心理學研究的成熟,兩者慢慢分開了。

哲學關注知覺如何能夠是真實的,從方法上來討論問題。人可能產生幻覺或者是錯覺,也可能產生正覺,這幾種情況也可能混在一起,你憑什麼能夠辨別出真假呢?這個是哲學關心的問題,就是如何求真。

心理學的研究比較實證,更多地採用實驗的方法,比如研究光波怎麼進入視網膜,在頭腦中形成視覺;包括人如何進行學習,如何形成正常的人格,比如弗洛伊德的“本我、自我和超我”。

澎湃新聞:“好心辦壞事”是生活中容易出現的現象。如何把對“心理因”的理解轉化爲“生活中的哲學”,更好地處理相應的影響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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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嘉明:這個問題提得好,使這個理論接地氣了。有一個例子,張三在路上開車,聽到李四喊“捉賊”,他見義勇爲,結果壓死了王五,但事後發現李四是個精神病患者,王五並不是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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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心理因的角度說,一方面張三幫助抓賊,的確是出於好心,善良的意志。這個態度傾向就是意向性。另一方面,還有一個信念的問題,李四一喊捉賊,張三在不瞭解具體事件的情況下,輕易地相信,從而導致了一個壞的結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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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避免發生這樣的情況,從知識論上說,就是要採取“安全性原則”,只相信真的東西,避免被表象所迷惑,避免在缺乏可靠的理由、證據的情況下輕易地相信。

避免過度依賴人工智能,影響認知能力

澎湃新聞:對於普通大衆來說,應該是先訓練自己的認知能力,還是提升自己的知識水平?

陳嘉明:這可以用我們最日常的一件事——吃飯來打比方。如果只是憑着本能吃飯,當然誰都會吃飯,但吃得不得法的話,就容易產生高血脂等“三高”。反之,如果你懂得一些健康知識,食物搭配合理,就可以營養均衡。

知識的獲得也是如此,正確的認知能力能幫助你在攝入知識“養分”時效率更高,效果更好;反過來,當你不斷提高自身的知識水平,這些知識也會反哺與促進認知能力,幫助你更好地獲取新知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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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。從根本上來講,還是要有科學的訓練,認識上遵守一些正確的思維方法與規範,才能更有效地提升知識水平。

澎湃新聞:目前,大語言模型應用越來越廣泛,人類可以用很多方式快速獲取經處理的信息,這是否會影響人類認知能力提升?

陳嘉明:這個問題主要還是取決於我們自己。ChatGPT等人工智能化工具,如果能很好地爲我們所用,幫助我們進行數據信息的收集、整理、歸納,確實能極大地提升工作效率,但是人類應該清晰地認識到這些都是爲我們所用的,如果過分地依賴,久而久之就會成爲人工智能的“奴隸”。

從知識論出發,繼續研究想象力

澎湃新聞:您在學術研究中存在哪些困惑?應如何解決面臨的問題?

陳嘉明:在中國的哲學領域,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不能獨立地發現新現象,提出新問題。我們現在討論理解的問題、認識的問題,其中的現象與問題大都是西方學者首先抓住並提出的,比如說“認知分歧”“認知運氣”等,都是很普通、很常見的現象與問題,但卻都是別人先抓住並提出來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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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到底出在哪裡?可能跟教育有很大關係。我們目前的教育體系說到底還是一種應試教育的體系,不利於培養創新的意識。就好像畫畫那樣,老師的評判標準是“畫得像”,而不是“畫得好”,這就不是鼓勵想象與創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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澎湃新聞:2024年,您計劃重點研究哪些課題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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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嘉明:我主要考慮的是研究想象力與想象的問題。據我理解,當今在科學技術發展上,跟牛頓、愛因斯坦時代有很大區別。以前的科學是一個發現的時代,比如說萬有引力、相對論等,是一種現象、規律的發現和闡釋。現在的科學更多地是技術上的發明創造,無論是互聯網的各種技術,還是現在看來還有些天馬行空的元宇宙、星鏈計劃等,這些都非常需要想象力。它們不是被發現的,而是被想象與創造出來的。

我考慮在以往研究基礎上,從知識論的角度研究什麼是想象力,想象的性質、特點與類別,普遍的概念與命題是否可以想象,想象的相關活動需要滿足什麼條件與規律,等等。假如我們把這些問題在理論上搞清楚,我們就可以開設課程,對學生進行想象力的訓練,幫助他們提升這方面的能力。

這次,我這篇有關知識論的文章入選上海社聯年度論文,我希望可能讓更多人對知識論產生興趣,甚至進行拓展閱讀。在學術研究上,每年新發表的論文數量非常可觀,通過年度論文評選的方式,篩選出若干有代表性的文章,有助於使它們得到學界的關注,促進學者間的交流乃至爭論,對學術思想的發展起到推進作用。